□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这两天，国家文物局登上了新闻版面。不过，这次上新闻，既无关文物保护，也不是在谈文物追索，而是该局门口发生了一起小“纠纷”。

    事情起因于文物局食堂的油烟和噪音污染。由于污染过大，文物局遭到周边群众的举报，近日北京市环保监察总队执法队员欲检查其机关食堂，随行包括10多名媒体记者。孰料，执法过程中，执法队员被“私聊”，记者被叫嚷着“滚出去”，接待执法的相关工作人员态度异常粗暴。

    这则有图有真相的消息从网上一经流出，国家文物局官方微博迅速做出回应，表示要严肃批评出言不逊者，愿积极配合环保整改。相比于一些出了茬子还硬撑着不承认，文物局的灭火表现值得肯定。但是，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个别工作人员作风不端，或是一次猝不及防地情绪失控。尽管做出道歉，但不代表对事件的认识和处理已经完结。

    事实上，端午节前一周执法队员已经去过一趟文物局，这次突击检查只是例行复查工作。前一次检查时，虽没有闹得满城风雨，但执法队员在门口久久地等着负责人出来接应，怎么都没被答应进食堂，执法威严俱丧。复查时，则直接引起情绪“小高潮”。两次检查从目的和达成情况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态度粗暴，而在于为何执法行为面对的是机关单位时，突然显得羸弱，毫无威严。

    在一般人印象中，执法是一件充满威严感的事。一方面，法律是刚性的、权威性的，执法工作是践行法律，让法律落地，其严肃性、权威性当与法律对应。另一方面，从整个执法过程来看，无论是严格的程序性规范，还是执法人员的行为表现，都可以透露出其强制性、刚性的特征。进一步看，不少与执法相关的社会事件反映出，往往是执法态度过硬，甚至一些执法行为霸王硬上弓，别说阻碍执法，寄望执法者身段柔软都有些不可想象。但是，这些情况多发生在执法对象为普通人、企业、社会机构时，当执法对象碰到权力本身，尤其是当执法对象的行政级别高于自己时，往往是变得身段柔软了。

    国家文物局阻碍执法人员，让我们看到了执法遭受“冷遇”的一面。当执法对象发生改变，直接面对一定职级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执法的难度系数随之提高，非但不能严肃、强硬，还要好言好语、小心商量，甚至央求。有时候即便使尽浑身解数，仍旧是吃闭门羹，特别在环保等“弱势”执法部门，情况更为突出。

    这其中存在一个矛盾。站在法律法理上，执法应当是一视同仁的，只要在执法权限范围内，任何主体都应当和必须接受检查等执法工作的开展。然而，执法机构处在权力系统内，权力系统有等级、位阶的分别，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像国家文物局事件里的，属地管理的执法监管主体，要对级别高于自己的中央直属机关、央企，或者更高级别的地方机关、单位开展执法工作，遭到相关单位强力阻拦的情况。本质上，这也是执法管理不是从事权出发，而是从权力位阶出发的结果。

    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早在铁道部分家时，就有人抛出过“副部级”的国家铁路局怎么监管好“正部级”的铁路总公司的问题。执法是不是只能管理一般性社会事务，是不是只能监督低级别单位？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是个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