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必须明确，不管它被合并到哪一个部门，它的职能都必须加强。

　　这段时间，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组织下，为了预防登革热，居民区、学校、工作场所都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防蚊、灭蚊工作。刺鼻的灭蚊片、下水道的防蚊网、居委会大妈每三两天的光临、媒体上有关登革热疫情的报道、小区里防蚊防登革热的通知等等，这一系列的举措都让广东的老百姓如临大敌。从同学的朋友圈中得知，增城还下发了一个疫情防治通知，规定不可以养富贵竹，如果不听劝告停止养竹将进行停水停电处理。这情景真让人无奈！

　　本次疫情的爆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回顾我国建国以来公共卫生管理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爱国卫生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爱国卫生运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方式，是一种群众性的以预防和减少疾病、保护和增进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的卫生管理方式，而且在当时，该方式也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定期大扫除、定期除“四害”。可以说，在全体总动员之下，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善，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创造了一个在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奇迹，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对于“爱国卫生运动”，有不少人对其中的“运动”一词很反感，这可以理解，但追溯“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说它是“运动”，其实是一个政府动员人人参与卫生活动、推动卫生活动的进行，并使之持续进行下去，维持环境的卫生。虽然大家反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对目前存在的过于形式化的活动不信任，但是我们不能因一个“敏感词”而否定过去的成效。假如“运动”不好听，我们大可将其更名为“公民卫生普及制度”。

　　近些年来，国家开展了“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的一系列评比，许多城市踊跃参与，可是一些城市的领导把创卫、创文当为己届政绩，强调“一过性”地创卫，而没有从长计议地持续推动，没有充分重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重视城市基础卫生设施与卫生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只在评比前后和疾病发生之后才进行堵、禁、治。即使评上“卫生城市”、“文明城市”了，也是不可持续的。

　　究其原因，改革开放后的卫生政策市场化导向直接导致了卫生部门“重医疗，轻预防”，卫生防疫体系越来越薄弱，“爱卫办”推来推去不知挂靠在哪里，从而造成“爱国卫生运动”职责不明，权属不清，专业不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低下。从目前机构的人员组成来看，都是由副县长、副市长、副省长领衔爱卫办主任，而后面实际有多少人，办了多少事，看看很多城市的市容市貌就知道，在很多地方，“爱卫办”甚至是成了“光杆司令”的。

　　2003年的SARS促使各级CDC（疾病控制中心）诞生了，而今年的登革热会不会“重组”爱卫办，不得而知。不管如何，“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必须明确，不管它被合并到哪一个部门，它的职能都必须加强，我的设想是：拟定、组织贯彻国家和地方公共卫生和防病治病等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及社会各团体，发动广大群众，开展除“四害”、讲卫生、防病治病的活动；广泛进行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提高群众卫生素质；开展群众性卫生监督，不断改善城乡生产、生活环境的卫生质量；检查和进行卫生评价，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避免领导的“临时”政绩行为，必须把公共卫生管理经费用在实处，用在关键之处。即使是河涌揭盖造景工程、两岸道路的装饰形象工程，我们都要从“爱卫”出发，达到“爱卫”的基本要求。如果一座城市逢节日花红叶绿、清水荡漾，而平日臭气熏天、滋生蚊虫，那么我们必须要禁止这类行为，并且问责相关的责任人。我曾经强调，政府城市管理的能力表现在：如何培养公民意识，如何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强调公民的责任感；而公民意识和责任感又将推动城市管理，促进城市发展。尽管城市治理是涉及N个部门的系统管理，但这其中，最最简单的体现莫过于街道清垃圾，居民倒垃圾。倘若社会病了，人必然也有病。因此，城市建设应是以人为核心，以宜居为目标，以卫生防疫为第一要素，楼宇建设的设计布局也应征得卫生防疫部门的论证。

　　在目前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领导们以GDP为主导的思想发展当地经济不足为奇，但是在众多卫生事件过后，我们也要反思。如今，加强城市管理是摆在这些领导们案上的、值得他们好好思考的重要问题。我们不要忘记，公共卫生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有着很强的外部效应，关系着全体人民群众的健康；同时，它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是市场容易失灵和无力的领域，所以必须依靠政府的管理与投入，才能使其得到良好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归根结底，做好公共卫生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