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仿制瑞士“格列卫”抗癌药，不仅可使国内慢粒白血病患者每月省去2万多元药费，还意味着他们生存希望的大增。但这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使用网购的信用卡，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这种“假药”，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

　　瑞士生产的“格列卫”每盒售价23500元，而印度仿制的“格列卫”每盒销价仅3000元，并且药性相似度达99.9%。那么，究竟是眼巴巴地望着价格昂贵的“真药”慢慢等死，还是购买“假药”抓住生存的希望？相信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做出选择。

　　像陆勇这样的慢粒白血病患者所面临的困局在于：真药买不起，而“假药”又不给买。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只要具有主观故意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发生实际人身伤害。同时，最高法司法解释称，是否是假药应按照有关药品管理法规认定。药品管理法规规定，走私未经国内审批、许可的药即认定为假药。印度仿制的“格列卫”尚未经我国药监部门审批，当然属于“假药”。

　　尽管法学界对此项规定颇多异议，譬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就认为，“在一些国家得到许可的药品，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我国药监部门的批准文号，就被认定为假药，这其实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然而法律本身是刚性的，既然有明文规定，就应该得到遵守和执行，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换个角度看，法律不外乎人情，任何一项法律规定都不应该违背人情常理，更何况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诉求？在守法与救命之间，我们应该如何寻求破解之道。

　　一是降低进口药的价格。中国进口药品都有一个进口关税，以及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对进口药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本意是防止倾销、保护本国药企，这本无可厚非，但药品不同于其他商品，对于我国药企没有能力研制的药品，是否可以网开一面？过高的关税以及流通成本，最终是伤害民众的利益。

　　二是将“假药”变成真药。仿制“格列卫”之所以在印度合法，是因为印度已通过该药品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即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或为了公共利益，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我国也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至今仍未有药物强制许可的先例。可见，将能救命且价格低廉的“假药”变成真药，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一切均取决于相关部门的考量：让买不起进口药的民众获得生存的希望，究竟是不是公共利益？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办法，就是将白血病等重病、大病纳入大病医保的范畴，患者所需的药物纳入基本药品目录。我国医保制度将部分费用较高的门诊疾病和相关治疗项目列为“门诊特殊疾病”，以减轻参保患者的个人负担。但问题是，“特殊疾病”的认定范围却极为狭窄，WHO公布了近6000种罕见病，但列入我国各省医保统筹范围的只有5到10种，并且各地差异很大。这意味着，一旦患上白血病、尿毒症等重病，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家庭，都将是一种灭顶之灾。有鉴于此，应当扩大“特殊疾病”的范围，将白血病等重大疾病纳入其中，让大病医保名符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