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运与我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我少年时，有过苦难的岁月。进入青壮年后，经历过艰苦的磨炼，也分享过取得成就的快乐。中年后，改革开放迎来了祖国和我个人新的前景。”——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在1993年北京首次申奥时的讲话。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贡献者，中国首次申奥成功的关键性人物何振梁先生于2015年1月4日下午因病去世，享年85岁。

　　何振梁现任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奥委会文化和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曾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

　　作为北京奥运会申办功臣之一，他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都做出过突出贡献。他对体育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执著追求，激励人心。

　　中华儿女的百年奥运梦想，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新世纪终于成真，何振梁在风云际会中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之一。何振梁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体育外交家”之一，他最令人称道的是在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罗格曾评价何振梁，“对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和他的国家所完成的重要业绩，表示敬意和感谢”；萨马兰奇则称何振梁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以你的激情和经验，为你的国家和奥林匹克运动服务”。

　　语言专家踏上体育之路

　　“我完全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了与奥运会的第一次接触。”《何振梁——五环之路》这本书中记载了何振梁与奥林匹克的缘份，他用“阴差阳错”来形容自己走上体育之路的原因。

　　1952年7月，何振梁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以翻译身份参加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当时只有23岁的何振梁还不知道“奥林匹克”为何物。

　　如果说第一次是稀里糊涂地接触到了体育，那么1953年何振梁再一次以翻译的身份参加了罗马尼亚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这一次经历让他加深了对体育的认识。在联欢节运动会上，中国选手吴传玉获得仰泳金牌。当时中国在国际体坛上基本处于无所作为的地位，这块金牌出乎许多人意外，中国的国旗、国歌都是现找的。“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拿到的第一块金牌，我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第一次体会到，体育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对民族感情的升华，有如此独特的魅力。”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何振梁开始从事体育工作。1954年底，当时国家体委成立不久，需要大量外语人才，精通法语的何振梁被推荐给当时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张联华。张联华曾向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专门写了报告，贺龙又亲自写信给当时何振梁工作的二机部部长赵尔陆要人。

　　何振梁后来还引发了一场小小的“人才纠纷”。外交部几次想调何振梁过去，国家体委提出：用外交部的三个翻译来换这一个。等到外交部的三个人来了，体委还是不同意。1964年，何振梁被借调去莫斯科参加党的会议，一次陪同周恩来参加完一个外事活动后，总理让他一起去小食堂吃饭，贺龙、乔冠华都在。乔冠华当着总理的面提起这事，以为贺龙不会驳面子，谁知贺龙回答得很干脆：“你们外交部需要人才，我们体委就不需要人才？”一句话就给顶了回去。

　　1980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推举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因为熟悉国际体育业务，又懂法语和英语，便被中国奥委会推荐为候选人。1981年在德国巴登城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何振梁用流利纯正的法语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震动了全场，之后以全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开始了他与奥林匹克不可分割的缘分。

　　两次申奥从失败走向成功

　　2001年7月13日的莫斯科，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刻。13年过去了，可是也许还有许多人还记得那令国人激动的一刻。人们尤其不会忘记，在申奥成功的那一刻，在响彻世界的欢呼声中，何振梁那张满是泪水的脸以及那段从心底里流出的陈述：“无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

　　那是何振梁第二次参与北京申奥，1993年时，何振梁就曾参与到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他正是当年北京申奥团的陈述人之一。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北京申奥团的所有发言，由何振梁亲自用法语和英语交替串联。宣布结果的前一天，何振梁的夫人悄悄地把一盒药塞到他的兜里，同时还委托另一位委员在现场关照一下何振梁。何振梁说：“老伴儿是担心我的心脏。如果北京成功了，我兴奋得不得了，也许会犯心脏病；如果北京不成功，我会十分难受，心脏肯定也受不了。她为此准备了三种方案，一是能贴在胸口上的药；二是喷的药；还有一种是丸药，托一位来自日本的委员拿着，万一我发生什么事情，希望他能及时往我嘴里塞一粒。还好，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的心脏还是比较坚强的。”

　　何振梁的儿子何阳曾写道，“由于父亲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因此，争取其他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理解和支持，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肩上。那时候，父亲每月没有几天可以在家，时间几乎都是用在出国参加会议、拜访有关国际奥委会委员上。有一天，父母把我们叫到跟前非常郑重地说，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有一个信封，如果他们出现不测，可以把信封打开，里面有他们对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嘱托。”

　　而当时的北京以2票之差无缘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为此付出无数心血的何振梁伤心地躲到房间里嚎啕大哭。

　　第二次北京申奥，当时何振梁已七十高龄，身体也不是很好。这一次他也没忘在抽屉里放上那封重要的信。

　　但莫斯科却给北京带来了好消息，当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时，会场一片沸腾，何振梁没有忍住泪水，与身边来自中华台北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相拥而泣。

　　何振梁说：“第一次申办没有成功，面对全世界的媒体，我只能强忍着泪水；回到房间后，我哭了。这次，我可以奔放、自由地宣泄自己的感情了。”

　　申奥成功回到北京后，人们把“申奥功臣”的称号送给了这位老人。对此，何振梁却淡然处之。他说：“申奥成功并不是一个人的胜利。它属于所有参与了这项工作的人，属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只是尽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妻子写书记录他的一生

　　何振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梁丽娟。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的梁丽娟早在1946年读书时就加入了上海的地下党，1951年调团中央联络部工作，跟何振梁在同一个部门。当时，她当秘书，他当翻译；她是团支部书记，他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

　　何振梁认为梁丽娟是个性格热情乐观、对人纯真又乐于助人的女同志，英语水平很高，业务能力很强，对她很钦佩。有一天在谈论工作时，忽然何振梁觉得梁丽娟就是自己最理想的终生伙伴，便大胆地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倒是梁丽娟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愣住了。他们毕生美满的爱情，就这样有趣地开始了。

　　1953年12月31日，他们喜结良缘。夫妇俩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从成家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他们总是那么和美亲热，互相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更未吵闹过，一直是所有认识他们的人最羡慕的幸福配偶。

　　在梁丽娟所作的《何振梁与奥林匹克》一书中，有一段这样记述：我们毕生美满的爱情生活就是这样有趣地开始的……星期天，依旧是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图书阅览室泡一天，或是一起骑自行车沿长安街往西面新北京方向骑到再也骑不动的远处，休息以后再一起骑回来。我们的物质生活很简朴，结婚时用两人的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我们总有那么多欢笑，那么多要共同学的、做的事，我们总是高兴地忙个不停，永远没有闲得无聊的日子。谁都确信自己在另一个人的心中，永远占有最好的位置。我们两个很多想法相同，孩子出生前性别未明，就已经为孩子们取好了名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太阳和真理。

　　梁丽娟在1986年离休，之后她就将自己后半辈子与何振梁从事的申奥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她说：“过去我们夫妇两人各忙各的，对于对方的辛劳知之甚少。申办奥运开始后，使我有机会直接分担他的忧愁，分享他的快乐，更加理解了他对争取申办成功的执著与追求。”

　　为了争取到委员夫人们的支持，1993年时的北京奥申委别出心裁地成立了“夫人工作小组”。何老笑着说：“枕头边的话有时候比任何人的话都重要，因此夫人的工作非常重要。”于是，梁丽娟便肩负起了这项重要的任务。 何振梁、梁丽娟夫妇就这样一搭一档地相互配合着做申办工作。在国内时，何振梁向邀请来的委员们谈工作介绍情况，梁丽娟则陪着夫人们参观名胜古迹。

　　梁丽娟与萨马兰奇的夫人比比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比比斯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萨马兰奇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梁丽娟接连写了3封长信，由何振梁翻译成法文后寄给萨马兰奇。萨马兰奇看后深为梁丽娟的真诚所感动，在复信的结尾署名不是“萨马兰奇”，而是“胡安·安东尼奥”，这是萨马兰奇的小名，一般只有家人才如此称呼，可见梁丽娟在萨马兰奇心目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