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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某些最基本的原因，要组织谋求集体福利的集团是很困难的，即使是最有可能组织起来的集团，通常也只有在环境顺利时才能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人群获得这种有利的环境而克服困难并组织集体行动。在稳定的社会中，各集团领导人的利益保证了绝大多数组织集体行动的集团会生存下来，因此这种社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数目与日俱增（见推论2）。这些团体，至少是其中的小型团体，对提高社会的生产力缺乏兴趣，却致力于从国民收入中攫取更大的份额，即使这样的活动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也在所不计（见谁论4）。由分利集团筑起的对自由流通的障碍以及由于决策的缓慢和相互扯皮大大削弱了经济的活力和增长率（见推论2）。分利集团还增添了种种清规戒律，官僚主义，以及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见推论9）。
　　如果这一论点迄今为止还是正确的话，就可由此推论：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后，其生产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由此可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特别是日本和西德，在战后出现的“经济奇迹”。通常用“奇迹”一词来描述这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表明了这种增长不仅是预想不到的，而且还超出了已往所有的经济规律。盟国的占领者取代了日本和西德极权主义政府，他们决心进行组织机构的改革并保证这些国家内的集体生活从头开始。在西德，希特勒解散了独立的工会以及其他的不同政见的团体，而盟国则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如1947年解散卡特尔的法令以及消灭纳粹制度的各种计划等，清理了卡特尔和带有右翼背景的各种组织。在日本，军国主义独裁统治政权消灭了各种左翼组织，而盟军当局的最高司令官则在1947年强制实施反垄断法，并以战争罪名义清洗了大批财阀以及其他组织的官员。（在意大利，由于极权主义统治、战争与盟军占领对各种组织的打击较为轻微，从而战后的经济“奇迹”增长时间较短，但法国情况较为复杂，下面将另行讨论）该理论还预言在西德和日本出现的持续稳定局面将使该两国中聚集起更多的分利集团，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德和日本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大多数都是综合性的。例如，战后的西德劳联组织机构就是这样，而日本的企业集团在制定经济政策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高增长率部分地应归功于这些集团的综合性（而这种组织上的综合性也是由盟军当局所促成的）。至少在战后的头20年间，日本和西德的国家管理还没有发展到繁琐的程度，而政府机构也没有那种稳定社会的特点。
　　这一理论也提出了对法国经济增长经验的一种新观点。当法国的投资环境经常处于劣境时，为什么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有较快的增长？（到70年代，法国国民收入可与其他先进国家媲美）外来侵略和政治的不稳定妨碍了资本积累，但这些因素也中断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由于法国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中一次又一次的大变革，其意识形态生活中的鸿沟必然加深。这些意识形态分歧的深化又将进一步削弱该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至少大的集团是如此。最明显的就是法国劳联的发展在纳粹占领期间受到压制，以后又受到思想意识分歧的影响而受到阻碍：这种分歧将法国的劳工运动分裂为相互竞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天主教三种工会。这些发育不良的工会经常是在同一工厂内竞争，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任何一种工会对工人也没有垄断性权威。因此法国工会对决定劳动法规或工资标准的影响非常有限（甚至无力强制工人入会，其结果就是大多数法国工会会员从不交纳会费），较小的团体如商业联合会和有名望学校的校友会（如推论3所预言那样）则能够较好地组织起来。但这类组织在最近20年来对法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受到下一章内将讨论的一些因素的限制，在那里还将阐述另一个原因，说明法国经济为何在60年代发展得比其动乱历史所预兆的要好得多。以上关于法国的论述也部分适用于其他欧洲国家。或被入侵的国家，受到这些组织阻碍其经济增长的危害也更大。利用这一推论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大英帝国——这样一个主要的国家在长期未受独裁统治、外国入侵及革命动乱的情况下，在本世纪内它的经济增长率却比其他西方发达的大国缓慢得多。英国拥有非常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网，这一事实恰好与此处所述的论据相符，即在一个国防巩固和民主发达的稳定社会中所能预见到的情况，英国产业工会的数量及其势力已举世皆知而无须详述。该国各种专业团体的生命力和权威也是令人瞩目的。如果再考虑一下英国初级律师与高级律师之间的明显差别，这在没有英国那种职业协会或政府明文规定的其他国家自由市场上本来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在英国，初级律师垄断了个人转让房地产业务中的法律事务，而高级律师则垄断了在重要的诉讼案件中作为法律顾问的专门权利。在英国还有强大的农民组织以及大量的行业协会。总之，随着英国社会年龄的增长，在其中已形成了如此众多的强有力的各种组织和行会，从而使它患上了机构僵化症，以致适应环境和技术变化的步伐十分缓慢。
　　不可否认，在英国的院外游说活动不像在美国那么流行，但英国的游说往往更加广泛而且通过续密的安排来影响政府的职员以及部长和其他政治家。此外，在英国，“团体”一词也获得了新的含义，尽管有时该名词可能被滥用，但它仍然代表那种非正式的组织，后者只可能在稳定的社会中逐渐形成。不仅如此，在英国很多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范围都比较狭窄而不是广泛性的。例如，在同一工厂里经常有很多不同专业的工会，每一个专业工会只包括某一工种或某一类工人，而没有哪一个工会可以包括全国大部分工人。英国也经常被引用为社会“失控”的例子。鉴于英国具有长期有名的民主传统以及英国人民向以奉公守法著称，近来居然社会“失控”使人特别惊讶，但正是本书理论所预言的。
　　与其他人的解释不同，本书理论对英国战后经济发展为何缓慢的解释符合以下事实。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即由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显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的确，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这就意味着不能从某些假定为英国人民或其社会所固有的或长期不变的特点来解释其近代发展缓慢的原因；因为这种分析是与英国过去在经济增长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相矛盾的。任何对英国相对增长缓慢的正确解释都必须考虑到逐渐发生的“英国病”。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内，英国的经济相对增长率开始落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明显。多数对英国近代发展相对缓慢的解释都并没提出与英国近来显然不同增长率的历史经验相联系的时间模式，但本书所提出的理论却能反映这种情况，即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逐渐形成和聚集（推论2）。
　　　

（三）
　　毋庸置疑，极权主义、动荡和战争使德国、日本和法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锐减，而稳定与和平却使英国的这类集团持续发展。作者的同事彼得·默雷尔（Peter Murrell）系统地记录了这些团体成立的日期并在《各国经济团体一览》内刊登。虽然这肯定不是一份完整的资料，而且在其他方面可能也有缺点，但它是在1973年出版的，因而这就不可能是在故意赞扬作者此处的论点。默雷尔从这些资料中发现：1971年在英国存在的各种团体中有51％在1939年以前就已成立，在法国此数为37％，西德为24％，日本为19％。当然，在1949年以后英国所成立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占29％，对比之下法国有45％，德国和日本有52％。英国各种组织拥有的人数显然要比法国、德国或日本的多得多；在这一范畴内相比只有美国的人数才大大超过了英国。当然，我们需要有一种对各组织力量及其会员人数进行权重的指数才能相互比较，但作者并未见过这种资料。
　　默雷尔为验证这一假说做出了一套巧妙的试验，可以校核英国因特殊利益集团而使其经济增长率比西德的增长率减少了多少。默雷尔推论说：如果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与英国的经济增长缓慢有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在与西德对手相比较时，就应当发现英国的古老工业由于已有特殊利益集团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劣势，而新兴的工业则由于还来不及组织特殊利益集团，两国的经济效率相当。这样默雷尔进一步提出，英国新工业与旧工业的增长率之比应该大于西德相应的同样两类工业增长率之比。但为此要给出明确定义和进行计量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不得不使用不同的定义和标准。将这些结果综合起来，就能清楚的看出：它们是与这一假定相吻合的，即英国新兴工业的增长率与旧的小工业的增长率之比要比德国新兴的工业增长率与它的旧工业的增长率之比更高。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结果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由于它们是统计上有效这一偶然性而产生的。此外，默雷尔还发现：在重工业方面，工业的集中程度和工会的控制通常比轻工业中更大，这方面的结论是最有说服力的，并且与以上论断相符合。
　　　 （四）
　　在很多其他的解释中，大部分属于肤浅臆测性质。某些经济学家把战败国的经济恢复速度归因于人的资源优势，并认为它比毁灭的物质资源更重要；但这并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因为在战争期间这些国家大量的青年和训练有素的成人惨遭杀害，同时战争使教育事业和工作经验中断了许多年。然而，生产技术知识并没有被战争所毁灭，由于战败国人民的收入水平低于战前，同时这些国家又需要重建被毁坏的建筑物或设备，因此它们的发展速度自然会超过平均增长率。但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后，甚至在人均年收入超过英国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比其他国家快。
　　另一个常见的肤浅解释就是英国人，或者说其中的工人阶级，不像其他国家的工人那样卖劲地干活。其他一些人通常把德国和日本的快速发展归因于它们民族所具有的特殊的勤奋性格。就字面上说，这类解释也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虽然这在逻辑上可以归因于一个民族的勤奋“增长率”，但按上述论点的原意却无法说明：为什么某种程度的勤奋就必然会相应于某种收入的高水平呢？不容否认，当考虑到具有创造力的人们勤奋时，或考虑到努力程度和储蓄量之间的可能关系时，勤奋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即使把工作积极性的差别也作为一种解释时，还应当问为什么在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中人们反而更努力工作，而在增长缓慢的国家中人们却愿意懒惰？由于在争取更快增长率的竞争中很多国家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什么在某一时期某个国家的人却勤奋起来的原因也需要加以解释。如果勤奋程度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话，为什么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曾经那么勤奋而后来就变懒了？同理，德国人在19世纪上半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时，他们必定是懒惰的，而当佩里海军上将初到日本时，那些赤贫的日本人也是懒洋洋的吗？
　　一种看来有理的可能解释就是勤奋也是随着不同的国家内人们所习以为常的工作动力而变化的。这种动机，无论对于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或企业家，都受到了特殊刮益集团降低生产劳动报酬与增加休闲这种有吸引力政策的强烈影响。在调查劳动意愿不同的原因时，特别是调查为何英国的怠工现象出现在经济增长率低于平均值时而不出现在增长率最高潮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经济体制的政策，以及本书内对于经济增长率差异的更本质的解释。
　　　 （五）
　　某些观察家试图用所谓的国民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程度来解释特殊的增长率。特别是“英国病”通常被归因于英国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生活。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找到不少在战后英国政府干预经济失误的例子。然而，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在《法律与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已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并无事实表明英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比一般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所起的作用更大；按政府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英国位于各国中间水平，而不是居于前列，正如按税收和社会保险收入的百分比计算，英国与德国和法国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也是居于中位。可能在某些方面或在某些年代中，英国政府异乎寻常地干涉较多的情况也可能出现过，但这也不会超出布里坦的第二个论点，即英国出现增长相对缓慢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大约一百年以前政府的经济活动还少得可怜的时期（可以附加一句，特别是在大英帝国）。
　　有些经济学家曾经论证过：当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当作一个集团看待时，似乎可以看出在政府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相反的联系。这种更加普遍化的分析方法比前面那些肤浅臆测的解释更为高明，因此，按此理论进行统计的检验当然应受到欢迎。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上述关系似乎十分微弱，最多只能表明较庞大的政府和低增长率之间具有某种含糊和不确定的联系，其中只有日本是具有这一特点的最好例子，它既有高增长率又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最小的一个政府。本书的推论9中也预言了政府的相对作用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具有不太明显的相反关系。
　　　 （六）
　　众所周知的一种对英国增长缓慢的主观解释是归因于阶级意识，据说它会减少社会的流动性，养成了排他性和正统观念，从而阻碍了竞争和革新，并用中世纪的偏见来反对经商活动。由于英国大约有一百年的时间曾经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因此我们认为英国后来增长缓慢不能归因于任何英国性格所固有的特征。事实上可以证明，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并未有过现在那样明显的阶级差异。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学家公认：当时英国与欧洲大陆可比较的地区相比，社会的流动性特别强，阶级意识相对薄弱，社会各个阶级都关心商业、生产和经济利益，而当时英国的邻邦却都卑视这类职业。
　　“当时的英国社会可能比欧洲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开放。不仅收入分配得比海峡对岸更为均匀，而且阻碍流动的关卡较少，对身份地位的限制也更为放松……
　　“看来似乎很清楚，18世纪英国的商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比，显得异常有朝气和活力，对改革十分开放……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比英国更大地满足商人阶级的欲望……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企业家的决定比英国更少受到权威和习惯势力的无理约束……有才能的人都纷纷从事商业、实业和发明创造
　　“这是一个对财富和商业着了魔的民族，包括集体和个人都是如此……对商业的兴趣促进了不同地位和阶层人们之间的交往，这种情况在欧洲其他地方是无与伦比的。
　　“在商业之内企业家的流动就更加自由了，资源分配比其他国家更为灵活。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传统的职业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性仍然占统治地位……而英国的补鞋匠不会死抱着鞋楦头，商人也不只盯着自己的一宗买卖……
　　“除了英国之外，欧洲的商业仍然是一种阶级活动，只能由习俗或法律限定的小集团内补充新人。在法国，商业在传统上被排除在贵族地位之外”。
　　毫不奇怪，拿破仑曾经嘲笑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甚至亚当·斯密在抨击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时也认为使用这一名词是中肯的。
　　普遍的观察表明，欧洲大陆目前的阶级结构在某些方面已变得比英国更为灵活；这就是暗示我们应该探寻欧洲大陆如何比英国更快地消除阶级壁垒的过程，或者反过来探寻在英国如何形成或筑起比欧洲大陆更多新的阶级壁垒的过程，或两者兼而有之。
　　　 （七）
　　使欧洲大陆中世纪社会结构只留下一丝遗迹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种结构与当今发达世界习以为常的技术和观念已完全不相适应。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革命和占领、拿破仑主义和极权主义把欧洲社会最封建的结构及其所产生的很多文化观念都彻底地摧毁了。那些发了财和掌了权的新家族和商号往往不能成功地保住自己的家业和权力；新的不稳定因素破坏了新组织和行会的发展，从而他们失去了保护而受到更新一代家族和商号的排斥。可以肯定，中世纪的残余和19世纪的大量财富仍然留在欧洲；但正如在乡间逐渐被毁坏的城堡一样，它们没给普通居民的工作和发展机会带来很大的障碍。
　　中世纪的英国制度，甚至更近代的庞大家庭型工业和商业也同样不容于20世纪，从而其中一部分已经崩溃。但是，假如英国发生过像法国大革命之类的社会变革，或者什么独裁者掌权把公立学校全部破坏，或者遭受外国占领或变成极权主义的牺牲品以致所有的独立组织都被摧毁，那么陈旧的传统会不会被碾得更加粉碎？上议院的显赫，教堂的权威以及对古老的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神往无疑经常被夸大了。但他们毕竟是英国工业革命前社会传统的象征，或更准确地说是旧遗产的保留地。在距工业革命一两代人之前，英国社会极度混乱（这可能使英国社会对新一代的天才和企业开放起了作用），但从那时起英国一直没有从制度上遭到什么破坏，或者其上层被暴力所取代，或者某些社会阶级被大批屠杀；而这些情况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中都是经历过的。由免受入侵而产生的社会稳定也使得英国工业革命或19世纪中兴起的家族和商号更容易组织起来保护自身的利益。
　　本书在此处的论点很可能被误解。一部分是由于阶级本是一个不精确、带有感情色彩和容易引起误解的集合名词，它在经过几代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不幸被具体化为今日的概念了。当然，像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是没有明确界限并包含广大而分散集团的统称，它们之中包括了情况和职业相当不同的许多集团。若按收入和地位来说，其中一部分人区别很大，另一部分人则区别又很小，即使像英国中产阶级这样被仔细划分出来的集团有可能精确地加以定义，如果因此就可设想如此庞大的一个集团能够自愿地通过合谋去排斥其他成员或争取共同利益，那就可能要犯逻辑上的错误了。本书的理论确曾指出自18世纪初以来英国社会生活的特别稳定必定会影响它的社会结构、社会的流动性及文化观念，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切是通过阶级的合谋或由于任何大的阶级或集团的联合行动造成的。这一过程是极端微妙的，应当在更精细的层次上加以研究。
　　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述的采取一致行动总是需要某种选择性的刺激，社会压力往往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选择性刺激，以及收入和价值观念相似的人们有更大可能在获取多少以及何种共同利益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新观点来分析上述过程。除非某一集团内享受集体福利的成员具有密切的社会联系，或至少其中的子集团成员如此，否则这种社会选择性刺激就不会收效。如果这一集团确实具有它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话，则其中成员对同事们的友谊和相互尊重就特别看重，而且害怕别人蔑视，甚至受到排斥，凭借这种愿望就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来向一致行动提供强大刺激。那些成功地创立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组织家，以及维持这些集团日常活动的经理们，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已有密切社会联系的集团或可能朝此种方向引导的集团上。这就意味着这些集团成员应有相似的社会地位，而且这一集团应利用其资源保护这种社会地位的相似性。事实上，参加了有关集团的每一个人得到了等量和同质的集体利益时，从财政等价和最优分划理论可知，如果他们在同一管辖区内或属于个人收入和价值观念相同的人组成的集团，则相互间的矛盾最小（可能其福利所得也最低）。刚刚提到的那些力量，同时在成千上百不同职业、行会、会社以及社区中起作用，这些力量本身就会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又会反过来助长在文化意识上以怀疑心理来对待企业家的涌现与商人地位和利益的上升，同时也将维护和扩大贵族和封建势力对商业和工业的偏见。正如马丁·威纳（MartinWierer）所著《英国文化及其勤奋精神的衰亡（1850-1980）》一书所述，对以上过程的影响有着大量的例证，虽然它们还不够系统化。
　　不幸的是，这些过程不会发生作用；它们与以下事实相呼应：即每一特殊利益集团都必然会限制他人的加入（见推论8）。人所共知，任何集团如果它不设法使局外人不能从其控制的较高价格中得利时，该集团就不可能得到高于自由市场价格以上的超额利润。想要通过院外活动而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种集团都力图使获利集团的数目最少。除非某些集团能够根据其共同利益采取一致行动，否则就不可能形成维护其利益的社会壁垒。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寻求市场利益或政治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何通过这种方式谋利。
　　除了限制他人加入外，我们还说过，凡是成功的集团还必须要求其政策得到其成员的一致同意。具有卡特尔性质的集团必须限制其成员的产量或劳动时数；它必须使所有的会员都遵守计划中的销售量的限额，而不论这种限制和统一行动是否会扼杀革新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势力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资源宣传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平合理的。那些想参加进来的新成员和不愿遵守限额的改革者越受到压制，他们的人数就越少，这就是所谓的不符合习惯的事就“不许去做”。
　　无论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如何不同，上述过程都同样会发生。正如乔赛亚·塔克尔（Josiah Tucker）在18世纪指出那样：“每个人只要有可能都愿成为垄断者。”然而，这一过程可能在各种职业中进行得更加迅速，因为公众特别担心那些不讲信义或不合格的开业者，这种心理就为某些政策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外壳，否则这种政策在另外场合下被指责为垄断或“贪婪的工联主义”。这一过程既在工人中也在领主中发生，事实上一些最初的行会组织是在小店中组织起来的。
　　可能有人会由此而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即上述错综复杂的过程将一个小店主的国度变成了一个俱乐部和小酒店的王国。但这种肤浅的结论是太简单化了。有许多相互矛盾着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其中有些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资源的不断重新分配，甚至在相当僵化的社会中也引起了大规模职业上的、社会上的以及地理上的流动。
　　此外，还有与本书理论无关的另一过程也能把社会地位传给后代。富裕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一般都通过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把更重要的人类文化财产和有形的财富一起传给自己的子女，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却缺少这种手段。显然，上流社会的家庭的子女有时也会由于娇宠和放纵的环境而变坏，或者由于家长忙于自己的事业或个人的考虑而忽略了对其子女的教养，还可能设想其他各种情况；但总的说来，越是成功的家庭传给自己子女的人类文化或物质财富就越多。这可能说明一般观察到的父母和子女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之间的最起码的关系。英国在近代采用免费公共教育以及比较合理的奖学金制度使贫困家庭的子女也能获得较多的人类文化财产，因此就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本书所提出的理论并未试图去解释社会流动性的这些重要方面，但它们却可能抵消本理论所解释的那些因素的作用。
　　在此作者必须再次强调多种因果关系存在的事实，并指出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表明本书所述过程能够增进阶级意识。传统思想或反对企业精神。甚至当没有社会巨变或外国入侵来破坏这些支持保守势力的机构时，另外一些相反的力量也可能改变保守习惯。本理论对这一方面可以作出的唯一假设就是：在两个其他所有方面都相同的社会中，具有较长期稳定、安全和组织自由的社会就会产生更多的排他性和反对变革的集团，它们将促进其成员进行更多的社会交往，同时保持成员之间的地位平等，并且这些集团的所作所为至少也会对该社会所习以为常的习俗产生影响。
　　　 （八）
　　以上提出的论点足以引起某些读者从字面上提出一个问题：即该论点的政策含义为何？它是否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进行革命，甚至要去挑起一场导致失败的战争，这样才能使它的经济增长？当然，推荐这种政策会与主张人们欢迎一场瘟疫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同样荒谬。这种从字面上提出的问题除了无知之外，还混淆了本书所发展的逻辑推论的主要政策含义（这一推论将在以后讨论）。那些认为本书所提出理论的主要政策的含义在于一个国家应该不时地发生革命或进行一场导致失败的战争的读者，应该去阅读本书后面的一些章节，因为现已提出的逻辑的某些进一步推论肯定会使他们大吃一惊。
　　在目前的讨论中就考虑政策上的推论的确为时过早。还需要分析更多的论据。如果我们按照毛泽东的很多务实派继承人所采用的一句成语“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分析，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有可能为政策推论提供一些预备知识。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西方其他的发达国家，它们虽然不像英国那样具有较长期的历史上的稳定性和免受侵略的安全性，然而，如瑞士、瑞典以及美国等也经历了相对长期的稳定和安全的局面。
　　正如表1．1所示，瑞士在战后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慢的一个国家；它比英国的增长更慢。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如此之慢是与本书所说的理论相符合的。然而，我们不应匆忙得出这种结论，即瑞士的情况一定能确证作者的论点，因为瑞士在一段时间内的人均收入已经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高，所以它没有必要去“追赶”其他国家，从而失去了速度。与之相反，有许多欧洲国家在战后初期人均收入较低，它们肯定比瑞士有更多的机会，以更高速度发展。所以，为了公正地进行比较，应当在瑞士的实际增长率之上增加一个附加值。即使如此，也无人知晓究竟应增加多少才算合适。可能应该大到足以把瑞士列入在战后执行卓有成效的经济增长政策的国家之中。这实际上就是在弗朗兹·莱恩纳（Franz Lehner）所写的《高压政治和经济增长：奥尔森的理论及瑞士的经验》）一书内的假设（弗朗兹·莱恩纳为瑞士人，德国布琼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莱恩纳指出：瑞士的宪法程序规定得特别死板，因此很难通过新的立法。这也使得院外活动难以得逞，从而大大地限制了瑞士由于照顾特殊利益的立法而引起的损失。这样，根据莱恩纳的论点，瑞士当时所获得的极高人均收入就是对本书理论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由于卡特尔性质的行动有时需要政府来强制执行，因此瑞士在宪法上的限制无疑也减少了由卡特尔化而产生的损失。另一方面，卡特尔行动也可以不依靠政府的支持，因此作者设想在瑞士也应该积聚起一定数量的卡特尔组织。鉴于瑞士在相当长时期内非常依靠外国的客籍工人从事生产，这表明该国的卡特尔化与其他国家不同，主要不包括非熟练或半熟练体力劳动工人，卡特尔化仅仅在商业企业和专业人员中存在。本书的理论还指出，长期稳定的瑞士目前在其社会结构内至少已有一些僵化的部分。私人的卡特尔组织及某种相应的阶级分化至少在较小程度上抵消了它由限制院外活动及政府支持卡特尔化而得到的增长势头。另一个原因是：瑞士不仅由于稳定得到吸引长期投资的利益，而且也由历史所造成的作为动荡的欧洲大陆中一个稳定的避难所及其宽松的银行法规而获得特殊利益。正如由于别处禁赌而使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摩纳哥从赌博中获得特殊利益那样，瑞士也由于其他地区的动乱和限制而从其稳定和自由的金融立法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欧洲其他国家未曾出现过资金的外流和担心社会稳定及经济受控制，瑞士就不会得到这么多的资金输入，或者在国际金融界起着如此显赫的作用。当然，不应当过分夸大这一因素：由于同样的原因，英国曾经充当过国际金融中心从而获得巨大收益。然而，当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和后面各章将提到的其他因素时，就很难确定本书理论对瑞士的经验是否合适。作者希望莱恩纳在上述研究中所提出的例子会促使其他专家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
　　　 （九）
　　如果我们对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也加上一个足够大的附加值，以便对它相当高的人均收入进行调整，初看之下这个国家的经验似乎与本书的理论相矛盾。虽然瑞典工业化的时间很晚，但它享有组织自由和长期未受入侵之害，但它却没有瑞士那种宪法上的阻碍通过特殊利益法律的障碍。在瑞典，特别利益集团的力量和范围与我们的模型所预言的相同。那么，为什么瑞典尽管生活水平很高，仍能取得相当快的经济增长率？（至少在战后某一阶段）特别是为什么尽管瑞典的特殊利益集团非常强大，但它的经济发展情况要比英国好得多？（尽管近来也有某些严重的逆转。）同样，为什么与瑞典相邻的挪威也发展得一样快？虽然挪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占领从而其社会稳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它仍有较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难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与本书的理论不相符合吗？
　　完全不然，本书的理论使我们能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经验。由第三章可知，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指出：综合性的组织所拥有的各种刺激手段比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要多得多（推论5）。包括范围足够广泛的兼容性的组织可以在内部消化由于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成本，从而更倾向于尽可能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来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并确实对经济增长及全社会利润作出一定贡献。与英国和美国相比较，瑞典和挪威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与其他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集团相比也可能是范围更广的。例如，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中所有的体力劳动工人都组织在一个庞大的工会中。雇主的组织也是兼容性的。正如我们的理论所预言那样，瑞典的劳工领袖至少有时与很多其他国家的劳工领袖观点不同，他们主张各种加速经济增长的政策、对工人流动进行补贴、通过重新训练而不是采用发放补贴来保证干预公司中的工人就业，以及承认劳动力的市场力量，等等。在瑞典和挪威，组织起来的企业已经争取到、并肯定已获得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中同行们更少的税种。甚至可以看到，挪威和瑞典劳工组织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与更具广泛性的劳工党派部分地联合起来（与英国的情况相反），不时强调要鼓励保护高效率和增长率的政策，虽然对此要作出准确的说明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为什么瑞典和挪威会有特别广泛的组织也需要加以说明。该任务的一部分将由另一著作来完成，但根据本书的基本理论可以立即得出一个假设：即较小的集团比大集团更可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论3）。这就说明，很多比较小的特殊利益组织（如英国和美国的同业工会）可能都是工业化初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成立较晚的特殊利益集团，部分地汲取了较早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就可能建成如资助者或发起者所希望的那种规模。由于交通和通讯以及组织大型团体所需其他技术的进步，使得近代比过去更有可能组成这种团体。显然，小的及比较单一的社会比起大的和花样多的社会更有可能组织起综合性的团体。
　　初看起来似乎由于综合性组织可能获得比范围狭小的特殊利益集团更多的利益，从而在每一社会中都会出现这种综合性组织，正像由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较好，所以大公司总是要逐步控制任何工业那样。但情况并不都是如此。当有规模经济存在时，小公司的主人通常可以将公司出卖或与较大的公司合并而从提高生产效率中赚到更多的钱。反之，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却不能通过“出卖”自己的组织从创立更加广泛的组织的吞并者那儿得到任何利益；事实上这些吞并者更可能是将原来小组织的领导人裁减或降职。因此，并不一定存在以综合性组织取代范围狭窄组织的趋势。
　　然而，综合性组织有时也会分裂。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大型集团内，利益的冲突都是非常激烈的。例如，在不同工业中的企业之间，或由于政府的政策对一些公司有损而却对某些公司有利，或当综合性工会争取普遍提高工资时，在居于关键地位或强大的工人组织与谈判地位较弱的组织之间都会发生激烈的斗争。
　　正如讨论推论5时所指出那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广泛程度直接影响到它决定是否争取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率还是主要为其成员争取更多利益的动力相对大小；但动力与政策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完善。特殊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为其成员服务时可能犯错误；例如他们可能没有及时看到当经济增长更快时将会使成员得到更大利益，或在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时失误。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因为，由于有关集体利益的信息本身就是集体商品，而这种信息的错误概率可能比公司或个人处理私人货物时的信息失误概率要大得多。而且即使市场内大多数公司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总有一个或几个公司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这些公司就能盈利、扩大并被人学去，因此这类错误很快就能纠正。相反，在有广泛性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内，能做决定的实体并不多，而这些实体是没有直接竞争对手的自成一格的组织，因此，除了等待社会遭受挫折之后的反应外，没有其他改正的机制。这样一来，无法保证广泛性组织的行为总是与社会福利相符合，或是有这类组织的社会必然会繁荣起来。
　　虽然这样，具有广泛性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总有某些机构有兴趣考虑社会利益，因此可以认为有这些机构实际上经常这样做。瑞典和挪威（有时也包括其他国家，如奥地利）有时就是这种机构作用的受惠者。但在某些其他国家所普遍存在的狭隘性特殊利益集团中，根本不可能找到考虑全社会利益的政策。
　　　 （十）
　　自美国独立以来，从未遭受过外来强国的侵犯。美国在同一部民主宪法的维护下已经生存了二百多年。不仅如此，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相对其整个经济而言范围要狭窄得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也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国家之一。
　　在回顾这些事实时，也可能急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美国的经验为本书的理论提供了另一证明。然而，这一结论还不够成熟，而且可能也过于简单化。美国人是在不同时期移居到不同地区的，从而有些地区组织特殊利益集团的时间比另一些地区长得多。有些地区几乎有二个世纪之久未遭入侵而享受到政治稳定和安全。相反，美国南方，不仅在南北战争中被击败和破坏，其后遭受联邦的占领和“投机商人的牟利”，而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反对种族歧视政策的斗争毫无结果，虽然反种族歧视曾经是这场战争的终极原因。
　　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使得想用美国整体的经验来验证本书理论更加困难。美国与其他近代移民的社会一样，没有中世纪的直接遗产。封建的模式对动荡的欧洲大陆留下的烙印似乎比稳定的英国要少，但对美国或对中世纪之后移民建设的社会却毫无痕迹。早期从英国移居美国13个殖民地的移民几乎没有出身于社会地位显贵的人，因此不可能实行封建式的传统或者执行卖身的合同，在边远地区往往对逃离主人的奴隶给予生活上的优待。由于美国土地富饶广阔，使它在个人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上比较平均（当然，实行奴隶制的地区除外），这就加强了它由于没有封建传统而形成的社会和文化特点。很多不同的外国观察家，其中最有名的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验证过这种较大的平均分配制度，得出在美国殖民地内财富的不平等较之英国为小的定量证明。这一观点还没有被历史学家认真地讨论过（虽然关于19世纪某些时期财富不平等分配明显增加的时间和范围的问题以及关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的估计表明不平等程度有某种程度的下降，曾经也有过许多不同意见）。对美国社会没有直接的封建传统以及具有一个财富异常平均分配的开端，根据本书理论模型的推论，美国（以及有相同经历的近代移民地区）的阶级意识应当较少，而且不那么鄙视商业，至少比直接继承封建传统的社会或带有封建传统并在历史上长期保持机构稳定的国家要少。
　　显然，美国以及类似的国家就能没有起源于中世纪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机构。本书理论预示，在中世纪以后移民并享受长期稳定和免遭入侵的国家中，其工会组织及现代院外活动集团更类似于英国而不像那些起源于中世纪的结构或文化特点。本书理论还提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近代移民社会的收入水平或经济增长率至少略高于其他在同样长时期内享有政治稳定和未遭入侵国家的相应水平。
　　正如本书理论很难确切地预示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幅度那样，它同样也难于准确地评价美国经济情况的好坏程度。但至少在战后的多半时期内，美国是各个主要国家内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这部分是由于（至少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美国的技术水平高于其他国家。这就是说，至少在战后的部分时间里，其他国家有机会通过采用在美国已使用一段时间的先进技术来赶上美国，同时也有机会采用当时新发展的技术；而在美国大多数工业中，任何技术的改进只能是采用最新发展的技术。因此，如果要用美国的增长率来校验本书中的模型，就可能需要向上作一些调整才比较公正，但没有人知道应当向上调整多少才合适。
　　　 （十一）
　　美国是由具有不同历史的采取不同政策的各州组成的大型联邦国家，这一事实有可能用各州的经验来校验本书的理论。
　　有可能进行这种校验是加倍幸运的，因为这样做可以补偿西方发达国家中只有极少数才有明显的高增长率这一事实。正如以后可以看到那样，本书的理论至少可以解释在发达国家中最令人注目的高增长率，而至今还没有别种理论能与本书的理论相抗衡。虽然这是一个有利于本书理论的重要论据，但作者认为，阅读过本理论初稿的许多读者过早地相信了这一理论。知识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当旧的理论已明显地被认为不适用时，对各种新理论总是容易轻信，事实本来也就是如此。然而这正像一个快要溺死的人死抓住一根稻草一样，这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该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本书提出的理论，不过，可将这一理论与现有的其他理论相比较。在此情况下持怀疑态度是最重要的，因为以前提到过的经济增长率异常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为数极少。当观察对象的数目和数据的数量如此之小时，就往往有可能由于一系列特殊情况引起了相对增长率的增加；就这样完全偶然地产生了与本书理论的预测相符合的结果。在英国观察到长时间内逐步产生的低增长率是令人信服的，因为特殊的环境是不大可能在这么长期内产生那种相对增长率降低的特殊规律的。默雷尔对英国和西德新老工业进行比较的结果也同样令人信服：因为他比较了如此大量的工业，所得的结果肯定不会是偶然发生的。尽管如此，由于还存在很多实际情况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因此目前持怀疑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同时应当认真对待那些由美国各州得到的附加观察的资料（由其他国家或发展过程所得的资料将在以后几章内加以讨论）。
　　在此处强调观察事实的数量，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一因素是经常被人所忽略的。有两种人往往如此：其一是从仅有的很少几次观察中就推出了极为肯定的普遍原理（例如从仅有一次或两次历史经验中就写出了“教训”），其二是在大量的统计证据面前仍然固执己见（例如人们在吸烟危害的大量统计例证面前仍持怀疑态度）。如果认为对本书初稿的反映有任何指导作用，则本书就会成为这两方面问题的典型：少数生动的描述会比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赢得更多的信任，而统计的证据所受到的重视却比它应得的更少。心理学家也用实验证明了：用生动的或戏剧性的例子作为证据所得到的信任程度比应有的为高，而用大量的统计数据作为证据所得到的信任比其本身应得的更少。
　　不可否认，统计证据有时不能起强有力的说服作用的原因之一，在于不同的统计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而调查人往往被怀疑选取了有利于他们自己观点的统计方法。现代计量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范围如此之广，以致那些热情的鼓吹者就可能经常“折腾数据，直到这些数据服从于他们的论点为止”。但作者在以下的检验中仅采用最简明和最基本的统计手段。在开始时使用最简单的方法比较合适，这可以使读者易于判断这些方法是否故意按有利于本书理论的原则选取的。
　　虽然，此处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最简单的，但对于那些未曾学过统计推论原理的读者来说，它们仍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因此，由于要照顾部分读者的水平，同时也为了有利于理解后面的统计资料，在以下三段内，作者将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统计检验及其结果的基本概貌。
　　对于美国早期历史上州与州之间经济增长的各种不同变化，不可能用本书的理论详细地论述。其原因之一就是：直至相当近的年代，甚至美国最老的一些州成立的历史也太短，不足以聚集起大量的特殊利益集团；因此，这些集团还不可能引起这些州之间经济增长的重大差异。另一原因是，直到不久前，美国仍然存在一些所谓边远地区，在其中经济增长异常迅速，如果这些边远地区的经济迅速增长仅仅是，或主要是由于缺乏分利集团的缘故，则这种现象就会构成偏向于本书理论的检验。虽然，美国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越是新成立的州或是西部地区，其经济发展就越快，从而美国经济的重心已逐渐向西部和西南部移动。这一情况完全与此理论相符，但其中确实也有其他因素起作用。因此，这一理论最好用美国当前的情况进行对比检验。以下检验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或在多数的情况下，是以60年代中期以来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的。
　　统计检验揭示了在整个战后时期，特别是6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各州成立的时间长短与其人均收入和总收入增长率之间具有系统的和明确的关系。这一关系是相反的关系——即一个州成立的时间越长，也就是其中特殊利益集团聚集的时间越长，其经济增长率就越慢。在以前属于南部联盟的一些州内，由于南北战争的失败、战后重建以及种族歧视和骚动，各种类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受到严厉的限制（直到现在，南部各州实际上还在排斥着黑人的或那些反对种族隔离的团体）。本书理论预言，这些州因此而应该比其他州经济增长得更快，而统计检验的结果也系统地、有力地肯定了这一点。本书理论还预言，新近成立的各州以及那些遭受战败和骚乱之灾的各州其特殊利益集团的会员人数应当相对较少。虽然我们尚未取到逐州统计的这些集团会员人数的综合数据，但可得的大部分相关数据同样有力地支持这一理论。此外，正如所预期那样，特殊利益集团会员人数率越高的州，其经济增长率就越低。所有这些统计检验表明，这些关系不仅总是按预计的方向发展，而且事实上毫无例外地都是统计有效的。这种统计有效性意昧着：这些结果完全肯定不是由偶然的因素道成的，但它也不排斥有这种可能性，即某些未发现的因素碰巧与本书理论、预测相符合，从而使上述结论失实。相对贫穷的一些州具有赶上相对繁荣的那些州的必然趋势，但即使考虑了这一趋势，本理论所假设的各种关系也能够成立。对其他各种众所熟知的或似乎可信的区域经济增长假说所进行的各种检验表明：这些假说都不能像本书理论一样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些数据。虽然统计检验具有如此强有力的有效性，但显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对各州相应的经济增长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各地区增长率差异的普遍性尚嫌不够充分。现在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历史的和统计的研究（特别是对南方各州），这样才能收集到迄今尚未辨明的影响各地区增长率变化的各种原因，然后再与现在的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排除那些尚不明确但又有统计影响的因素，因为它们很可能碰巧产生了本书理论所预期发生的情况。
　　即使不阅读本章的其余部分，也可以理解本书剩下的那些章节；但作者希望即使是从未学过统计推理的读者也能坚持把本章读完。读者在别处很难找到比这里更容易理解或直截了当的统计检验实例。而且本章提出的论据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而是48个独立的管辖区的经验，其中每一个都为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
　　　 （十二）
　　在此所要讨论的统计学方法特别适合于直截了当地处理问题。这一理论阐明了一种单向联系，即一个地区稳定的时间长短可以影响其经济增长率，但并无充分理由（作为一次近似）证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从总体上说能否极大地改变该地区分利集团的增长率。一方面，正在兴旺的经济有可能抵制与阻碍引进更有利的东西；另一方面，逆境使受惊的集团有理由组织起来去保护自己原有的收入水平。这就表明，简单而直接的统计检验（并非结构数据的回归）不仅是充分的，而且甚至可能比任何复杂的方法更好（如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
　　由于本书理论预言，某地区具有稳定的自由进行组织时期越长，其中将聚集起越多的特殊利益集团。当各州其他情况相同时，早已建成且政治上稳定较早的州必定是经济增长率最慢的州，除非这些州在战争中被击败而丧失稳定（如以前美国南部联邦各州）从而破坏了这些组织。一个州正式成立并达到政治稳定的时间可以用它被正式批准为州之后的年数来衡量。从而，如果我们把过去参加南部联邦各州除外，如果在州政府成立年数和增长率之间能建立一个简单的回归关系，就应当可以作为本书理论模式的一个初步的检验。
　　然而，如果回到19世纪，这一检验显然会偏向有利于本书的理论，因为有一些州那时正在陆续成立，从而向西移动的边区必定会产生异常高的增长率而导致各州间的不平衡（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可能是最带戏剧性的事例），甚至不以人均收入而以总收入计算时也是如此。到19世纪末，一般认为边区已不复存在了，然而这些地区凭借其自然资源优势正在发展农业和工业，又将各州间的某些不平衡性带进入了本世纪。从而，越到近期，受边区特点的影响就越少。部分地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在此处的研究从1965年开始。在边远地区已经消逝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各州之间的不平衡条件似乎不大可能再存在，特别是经过20世纪20年代农业大衰退后农村外来人口剧减，30年代的美国大草原受长期干旱袭击，以及战后发生的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迁移之后不平衡性更加消失。然而，两个最新成立的州还享有边区或相似的不平衡优势，从而对本书的理论过分有利，因此此处将之除外，只考虑48个条件相当的各州情况。
　　集中注意较近经验的另一原因在于：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资本和劳力的流动比较容易。如果本书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一些公司和工人应当从特殊利益集团较多的州转移到少的州。转移的规模取决于各州间特殊利益集团分布密度之差。在美国早期历史上这种分布不可能存在任何实质上的差异，但如果本书理论是正确的话，在较近的年代就应当出现相当大的差别。这将在以后更详细地加以探讨；但有一点已经很明显，即本书理论预言：当某一州与周围各州的特殊利益集团分布密度差别是最大时期，应当是该州增长最快的时期。
　　在前面提到过的回归和各种统计检验是由作者过去的学生克旺·乔伊（Kwang Choi）进行的，他为此进行过更详细的调查，可以作为本书的一个补充；这些材料将另外出版。我们发现，正如前面所假设，除南部联盟以外的其他各州成立年数与它们当前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负的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不仅适用于制造业收入，也同样适用于私人的非农业收入、个人收入以及对劳动和各种所有权的总收入。
　　在不阻碍工人迁徙的国家内，这种迁徙最终将使实际人均收入处处相同，因此，在回归中采用总收入而不用人均收入作为自变量。然而，当使用各州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作为相应的量度时，上述这一关系仍然具有负值及统计上的显著性。可以想像，在进行无因次检验时，各州的存在和政治上稳定的时间不应当用其相对比率的大小来衡量，而应当用排列顺序作为变量，以避免在分布的远端或人为的区间内出现虚假的结果。按此，乔伊对上述变数进行了无因次检验，其结果同样支持由本书理论作出的假设。
　　更可幸的是：还有一个独立的检验不仅能提供补充的证明，而且还可以有助于深入分析到底是建立组织自由的政治稳定时间还是任何边区影响的残余能够解释统计的结果。有几个被击败的南部联盟的州原属于最早的13个殖民地，因此，这些州也同美国任何其他部分一样都远离边区。当然，所有南部联邦各州在1860年时都已确立了州的地位。但在南部腹地一些州的政治稳定却受到南北战争及其后果的严重干扰，有时甚至由于种族政策的矛盾和不确定性的深刻影响，直到1965年通过了民权和选举权法案才获得解决。如果本书提出的模式是正确的，那么以前南部联邦各州的经济增长率就应当与新建的西部各州相类似，而高于东北部的老州。虽然，我们很快就要转而讨论更早的时期，但目前仍从1965年以来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开始分析。早期在南方有一个不稳定时期，私刑以及其他非法活动猖狱，这些都使南部各州的情况复杂化；但在通过选举权和民权法案之后，明确了南方不可能具有与全国其余地区很不相同的种族政策，从而稳定了局势。早期甚至在南部各州也存在着边区影响的残余，因此，若包括这些数据在内就不免引入与西部地区同样的误差。各州之间特殊利益集团分布的差别也较小，更不用说还涉及其他的复杂因素了。因此，我们暂时不讨论较早期的数据，而仅仅分析1965年以来南部各州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比其他各州是否更高。
　　事实确实如此。前南部联邦各州的劳动和产权收入的增长指数为9．37％（LPI），私人非农业收入（PN）为9．55％，而非南部联邦的37个州其相应的增长指数为8．12％和8．19％。如果增长率的分布是正态分布的话，就有可能算出这两个样本出自不同人群的。乔伊发现，由此算出的增长率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另一种无因次检验——即曼-惠特尼的U-检验——也表明：在南部各州和美国其他州之间平均增长率之差具有统计的显著性。而这一结果究竟适用于总的经济增长率还是人均收入增长率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这些结论无疑是支持本书所提出的模式的，而且可以消除一种疑虑，即回归的结果受到西部边区特点的影响，因为南部联邦各州与这一因素毫无关系。
　　　 （十三）
　　由于上述由南部各州和西部各州得到的结果基本相同，其有因次（参数）与无因次（非参数）检验都得到大体相同的结果，因此将48个州的数据统一起来考虑，并且仅仅用标准的普通最小方差回归技术是完全合理的。如以下列表所示，乔伊已用此方法进行了回归。虽然更详细的检验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现有的结果显然是非常清楚和一致的。
　　正如分别处理南部各州和其他州的结果所表明：在非联邦各州内按建州日期作为计算特殊利益集团出现的最早可能日期进行回归，而在美国南部联邦各州内以内战结束后开始具有稳定的结社自由的年份作为计算身份的开始，这样对经济增长率分析的结果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4.1）。鉴于能够最直接限制现代都市和工业生活的各种组织在城市化时间较早的各州内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起来，因此在分析中还采用了1880年各州城市化水平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这一变量对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具有重大的消极作用。将这一变量与赋予内战中失败一方的一个虚拟变量相结合，就可以说明增长率差异的部分原因，但其意义显然不如结社自由的持续时间那样重要。这一模式对于制造业的收入以及对所有包括更大范围的收入都能适用，但对于究竟适合于总收入还是人均收入这一点尚有争论。

　　表4．11965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决定因子

　　　 （1） MFG＝12.6802－5.5427　　 STACIV1
　　　　　（7.34）　　　　　　　　 R2＝0．54
　　　 （2） LPI＝11．227－3．051　STACIV1
　　　 （4．74）　　　　　　　　 R2＝0．33
　　　 （3） PN＝11．988－4．018　STACIV1
　　　 （7.25）　　　　　　　　R2＝0．53
　　　 （4）　MFC＝11.5575－4．3148　　STACIV2
　　　 （6.89）　　　　　　　　 R2＝0．51
　　　 （5） LPI＝10．742－2.592 STACIV2
　　　　　　　（5.18）　　　　　　　　 R2＝0.37
　　　 （6）　PN＝11．248－3．248 STACIV2
　　　 （7.37）　　　　　　　　 R2＝0．54
　　　 （7）　MFG＝10.5131－2．9334　 STACIV3
　　　　　　　（5．60）　　　　　　　　 R2＝0．41
　　　 （8）　LPI＝10.172－1．866　STACIV3
　　　 （4．75）　　　　　　　　 R2＝0．33
　　　 （9）　PN＝10.493－2．266　 STACIV3
　　　 （6.20）　　　　　　　　 R2＝0．45
　　　 （10）　MFG＝10.2920－0．0626　UR1880
　　　 （5．89）　　　　　　　　 R2＝0.43
　　　 （11）　LPI＝9.796－0．029　UR1880
　　　　　　　（3．27）　　　　　　　　 R2＝0．19
　　　 （12）　PN＝10.192－0.042 UR1880
　　　　　　　（5．22）　　　　　　　　 R2＝0.37
　　　 （13）　MFG＝10.2450＋0．1067　 CIVWAR－0.0616　 UR1880
　　　 （0.21）（5．25）　　　　R2＝0．43
　　　 （14）　LPI＝9．545＋0.573 CIVWAR－0.023 UR1880
　　　　　　　　　　　 （1．39）（2.45）　　　 R2＝0.22
　　　 （15）　PN＝10．033＋0.363 CIVWAR－0.039 UR1880
　　　　　　　　　　　 （0．96）（4．38）　　　 R2＝0．38
　　　 （16）　MFG＝12.2885－4．0418 STACIV1－0.0284 UR1880
　　　　　　　　　　　 （4．17）（2.32）　　　 R2＝0．59
　　　 （17）　LPI＝11．141－2.722　 STACIV1－0．006　 UR1880
　　　 （3．12）　（0.56）　　　 R2＝0.33
　　　 （18）　PN＝11.776－3.206 STACIV1－0．015 UR1880
　　　 （4.39）　 （1．66）　　　 R2＝0．56
　　　 （19）　MFG＝10.6865－1．6460 STCIV3－0．0397 UR1880
　　　　　（2．51）　 （2．92）　　 R2＝0．50
　　　 （20）　LPI＝10．198－1．674 STACIV3－0．006 UR1880
　　　 （3．13）　（0.53）　　 R2＝0.33
　　　 （21）　PN＝10．581－1．620 STACIV3－0．020 UR1880
　　　　　　　　　　　　　　　 （3.38）　（2．01）　　 R2＝0．50
　　　 （22）　PCMFG＝10．7060－4．2147 STACIV1
　　　 （6．06）　　　　　　　 R2＝0.44
　　　 （23）　PCLPI＝8．833－1．129 STACIV1
　　　 （3．95）　　　　　　　 R2＝0.25
　　　 （24）　PCPN＝10.014－2．690 STACIV1
　　　　　　　　　　　 （7．02）　　　　　　　 R2＝0.52
　　　 （25）　PCMFG＝9．0864－2．2829 STACIV3
　　　　　　　　　　　 （4.97）　　　　　　　 R2＝0．35
　　　 （26）　PCLPI＝8.495－0.987　　STACIV3
　　　 （5．50）　　　　　　　 R2＝0．40
　　　 （27）　PCPN＝9．067－1．616 STACIV3
　　　 （28）　PCMFG＝9．0063－0．0529　 UR1880
　　　　　　　　　　　　　　　 （5.96）　　　　　　　 R2＝0．44
　　　 （29）　PCLPI＝8.314－0．016 UR1880
　　　 （3．92）　　　　　　　 R2＝0.25
　　　 （30）　PCPN＝8．907－0.033 UR1880
　　　　　　　　　　　 （6.49）　　　　　　　 R2＝0．48
　　　 （31）　PCMFG＝8.9810＋0.0575　　CIVWAR－0.0523　　UR1880
　　　　　（0．14）（5．33）　　 R2＝0．44
　　　 （32）　PCLPI＝8．103＋0.481　 CIVWAR－0.012　 UR1880
　　　 （2.64）　（2．74）　　 R2＝0.35
　　　 （33）　PCPN＝8．769＋0．314　 CIVWAR－0.030　 UR1880
　　　　　　　　　　　　　 （1．35）（5.44）　　　R2＝0.50
　　　　注：回归分析中所用诸变量的说明
　　t　统计绝对值列于各系数之下的括号内
　　州龄、国内（南北）战争、时间长度
　　CIVWAR：虚变量，失败方（南方）为1，其他各州为0
　　YEAR：南部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