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积累与艺术境界 文/刘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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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艺术创作呈现多元化的今天，如何从艺术本体产生过程中寻求艺术创作的规律性问题，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是当代画家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现实生活是文艺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唯一源泉，这已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只有不断地贴近社会生活和走进大自然的现实中，才能为自己的艺术不断注入新的生机。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把艺术视为现实生活的直接再现，把生活的“源”与艺术的“流”主、客体关系混为一谈，忽略了艺术再创造过程的重要意义，因而这样的作品是短命的，它随着现实生活和艺术作品的转换迅速消失。艺术创作实践表明，只有不断地、反复地从生活中去寻觅发现自己感动的东西，激起创作的灵感，从而提炼、概括深化主题，进而完成艺术加工，才能创作出打动观众心弦的作品来。 　　

 

      艺术是以画家生命扩展为底蕴的精神产品，画家情感的不真实体现于艺术中，必然是虚假，其作品必定是“伪劣”。当捕捉到表现的题材时，还要从特定生活圈子里走出来，远离局限的世界里，以更高的艺术境界，寻求完美的表达形式和语言，这种艺术形式和评议的再创造，决非是生活本身所寓予的，是画家的艺术素养、艺术知觉、才能智慧的结晶。那种只简单地贴近生活，模仿生活，被动地抄袭生活，不会进入艺术创造的殿堂。所以，剖析艺术作品产生的复杂过程，可以清楚的看到，一方面没有艺术的再创造，不成其为真正的艺术；若只有空洞的形式，没有感人的内容和无作者情感的投入，是没有生命力的，也就不能得到观众的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贴近生活，只能是艺术创作的初步阶段，只有在生活的基础上高度地概括，升华，去伪存真，铸矩出生活的本质，使作品更典型、更强烈、更带有普遍意义时，才是艺术创作过程的终结。也就是艺术不能等同于生活，艺术创作要发挥艺术家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艺术的再创造角度看，艺术又要远离生活、超越生活。 　　

 

      由于某种逆反心理，现在有些画家不大愿意谈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了，而且对深入生活似乎也失去了热情。 　　

 

      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生活提供创作的只是题材，深入生活，就是去搜集这些东西。其实不然。生活给予艺术家们的还有比题材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激情和灵感，风格与个性。在画史上，唐代大画家吴道子观裴旻将军舞剑而壮自己的豪气，尽去犹疑，赢得了“吴带当风”的美誉。宋代大小米所以能在山水画上别开生面，自树一帜，创立了“米家云山”的艺术风范，米友仁曾在《潇汀奇观图卷》中题道：“大抵山水奇观，变态万层，多在晨晴晦雨间，世人鲜复知此。余生平熟潇汀奇观，每于登临佳处，辄复写其真趣……”清代大画家石涛在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笔墨章第五》中讲得更为具体：“山川万物之具体，有反有正，有偏有侧，有聚有散，有近有远，有内有外，有虚有实，有断有边，有层次，有剥落，有丰致，有飘缈，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万物之荐灵于人，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苟非其然，焉能使笔墨之下，有胎有骨，有开有合，有体有用，有形有势，一一尽其灵而足其神!” 　　

 

      创作源于激情，激情本自信念，但激情和信念又都根于生活。徐青藤在创作上之所以能以“狂花扑水，乱云堆岭”的气势崛起于明季画坛而彪炳于后世，其根本原因正是个人命运与冷酷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剧烈碰撞后而进溅出来的火花；八大山人这位绝世怪才，他的艺术个性则来源于那种国破家亡的深悲孤愤的发泄，是生命的呼喊和灵魂的震撼。这一点，著名画家郑板桥曾用一首诗加以概括：“国破家亡有鬓总皤，一囊书画做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在国外还有梵高，如果他不是那样地渴望生活，但又是那样地被生活无情地逼上了绝路，就不会使他的艺术喷射出火焰一般的热情来。毕加索称得上是在艺术形式上玩尽了花样的艺术家，因此曾有“艺术上的变色龙”的绰号，但归根结底他又绝不是形式主义的艺术家。他在艺术形式上进行的种种探索，无不是来自对生活的感受与思考。他所以要把物象夸张、变形、扭曲、打碎，然后又重新组合起来，目的就在于要把生活更深刻、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创作的那幅著名的《格尔尼卡》虽然运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却表现了生动的气氛和丰富的内容，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制造的战争罪恶，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为此，如果说艺术作品是“精神的闪光”，那么，这种“闪光”决不是“情无景不发，景无情不活”。这是中国画家早就悟到了的艺术规律。但是一个画家如果不深人生活，投身入大自然中，那他胸中的丘壑从何而来呢?而胸中没有丘壑，那创作势必要在他人的笔墨中讨生活，所谓“创新”，因其缺少生活的底蕴，充其量不过是搬弄概念化的山水树石、玩弄笔墨的游戏而已。反之，画家在投身大化、师法自然的过程中，使主观情的思得以抒发，在大自然的陶冶中参悟生活的本义和艺术的真谛，则促成了艺术的升华。“以形媚道”、“寄意象处”是传统画论中经常提到的艺术法则，但欲“媚道”，首先要“悟道”；欲“寄意”首先要“立意”。而悟道和立意，都来自“功夫在诗外”的努力和修养，而在多方面的修养之中，离不开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没有后者，就会“心为物蔽，情为笔役”，永远进入不了超越表象的高层次的艺术境界。 　　

 

      有人讲，看当前的一些中国画作品，总让人有一种浮躁感。我认为，风格上的浮躁是情绪上的骚动的表征，也是缺少深切的生活感受的反映。画家如果没有对生活底蕴的发掘，没有对艺术真谛的领悟，那就只能在形式花样上争奇斗巧，甚至以粗率为豪放，以丑陋为神奇，标榜吹嘘，从而在艺术中杂进了虚假和欺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不但关系到艺术创作的成败，而且直接关系和影响到了艺术家的品格问题了。 　　

 

      由于对现实生活的冷漠，有些画家安于闭门作画，出门表演，使中国画的艺术价值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对于观者而言，也只有寄托着美妙情思的作品，才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自宋元以来，梅兰竹菊之所以成为经久不衰的传统绘画题材，除了各种笔墨技法的探索之外，还因为它们一直是作为人品的象征被反复表现着。从这一方面说，在文人画家那里，它们一直没有脱离生活的土壤。前人在一花一木中，抒写着画家对生活的思考与追求，一件成功的花鸟画，它不但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也给人以智的启迪。 　　

 

      实践证明：疏远了生活的人，生活也会疏远他；离开了泥土，就没有鲜花。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给艺术家提供了施展个人艺术才华的广阔天地，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体验、积累、思考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境界，同时也严峻地检验着每一个画家!